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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日前在上海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夫会晤时，正式提出洪都拉斯加入该机构的申请。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就接纳前者成为新成员进行了谈判。另外，阿根廷也在寻求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从各方舆论来看，都希望新鲜血液的融入能给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注入新活力，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在笔者看来，这种期待是有道理的。第一，今年4月新开发银行迎来新任行长罗塞夫，超国家主权金融机构聘请世界级女政治家掌舵，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先后主政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法国前财长拉加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避免战争风险，三大超主权金融机构得以创设并延续至今：世界银行、IMF和国际清算银行，有效地促进了全球化和金融领域的跨国界合作。金砖银行的设立，也是为了促进全人类发展的福祉，其掌舵者需要高超的沟通能力和威望，罗塞夫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挥新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格外重要。由于“逆全球化”倾向风险越来越大，英国“脱欧”、“美国优先”，英美试图通过贸易金融手段分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用跨境金融服务作为制裁工具，妄图给全球化“开倒车”，这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

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英等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是为了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服务，近期多国寻求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都是着眼于更好地开展经济金融合作。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发展得怎么样，还是要看经济状况和百姓福祉，而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种超国家主权金融平台，无疑是多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重要抓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以非洲为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依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西方殖民者在二战后陆陆续续退出非洲，留下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而且，西方国家并没有帮非洲国家形成有效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制度保障。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尽显疲态，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先后面临反恐地缘政治危机、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以及疫情引发的恶性通胀，连续的冲击导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有限，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袖手旁观，甚至乐见分裂和动荡，方便政治投机、发战争财。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积极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原因。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金砖银行在全球能源贸易和金融稳定上的作用，也备受期待。石油依然是现代经济的战略性物资基础，以能源贸易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和货币体系早就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底层逻辑。但随着美国已经从一个能源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自二战后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石油美元”逻辑不复存在。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国家不得不积极求变、主动出击，而阿联酋则是未雨绸缪，早早加入了金砖银行。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实体经济和金融服务需求，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增量，能平衡全球发展的大格局、助力发达国家走出经济“滞胀”衰退的泥沼，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正道坦途。对于中国而言，更高维度的策略是助力IMF、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超国家主权金融机构，共同形成“人民币为重要组成、涵盖包括美元和欧元在内的、更加公平的新世界货币体系”。这种策略让金砖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机遇显而易见，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